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產業發展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和“落腳點”，尤其在平衡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間的關系上我國明確提出了發展目標和要求。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沿黃河省區要落實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部署，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現代化道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調整區域產業布局，把經濟活動限定在資源環境可承受范圍內；發展新興產業，推動清潔生產，堅定走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之路”。202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時指出，“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培育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和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重大科技攻關，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積極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隨著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引擎，如何推動創新驅動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協同發展成為重要問題。黃河流經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9個省級行政區（以下簡稱“沿黃九省區”），黃河流域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口優勢，具有因地制宜發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要素稟賦，在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方面已具備了前期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因此，探索黃河流域的產業發展不僅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科技創新能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譜寫西部大開發新篇章增強新的發展動力和活力。
黃河流域產業發展現狀
黃河流域產業“倚能倚重”，缺乏有較強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領軍企業，未來產業布局存在一定的重復性。新發展階段，黃河流域通過科技創新活動和區域間創新合作不斷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本文從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3個重要產業領域系統分析黃河流域的產業發展現狀，這為廓清黃河流域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與提出有效的對策建議提供現實依據。
黃河流域傳統產業發展現狀
黃河流域傳統產業以城市群或都市圈為主要載體，以工業和農業為主導的特征明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和蘭州—西寧城市群等，是區域經濟發展增長極和黃河流域人口、生產力布局的主要載體”。在工業方面，五大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重點產業以煤炭油氣開采、金屬冶煉等重化工為主，尤其是山東半島城市群的化工產業一直居于全國領先地位。在農業方面，山東半島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擁有較為廣闊的農田和灌溉系統，山東和河南是中國重要的糧食、棉花和油料生產基地；黃河上游地區的寧夏和青海等省份以生態環保為主，以畜牧業為代表的農業是其特色優勢產業。
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整體呈現穩定增長、占全國比重下降的態勢（圖1），說明其工業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在全國工業體系中競爭力有所削弱。一方面，黃河流域的工業增加值呈上升態勢。2010年黃河流域的工業增加值為47522.3億元，2022年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為104016億元，是2010年的2.19倍。另一方面，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比重整體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2012年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比重最高為28.95%，2020年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比重最低為25.25%，下滑幅度明顯。
沿黃九省區工業增加值整體逐年上升（圖2），說明其工業發展水平提質增效，工業化進程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重要區域。2010—2022年，沿黃九省區的工業增加值呈現出增長態勢，其中山東和河南的工業發展水平領先。山東工業發展質量在全國優勢地位較強，2010年山東的工業增加值為15450億元，2022年山東省的工業增加值為28297億元，是2010年的1.83倍，呈現出整體穩定增長的態勢，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1位。2010年河南的工業增加值為10584.6億元，2022年河南的工業增加值為17134.2億元，是2010年的1.62倍，呈現出先上升后波動的態勢，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2位。黃河流域的陜西、四川、山西、青海、甘肅、寧夏和內蒙古的工業增加值均呈現出逐年緩慢上升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工業增加值在區域間發展差異依然存在，呈現出下游省份的工業發展水平高于中游和上游省區的特征。
沿黃九省區農業總產值連年攀升，河南、山東與四川居于前3位（圖3），說明黃河流域的農業發展實力不斷增強，農業質量競爭力明顯提升。2010—2022年，黃河流域各省份農業產值總量前3位保持較高水平，尤其是以河南和山東領先。2022年河南聚會的農業產值總量為6948.3億元，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1位；2022年山東的農業產值總量為6206.54億元，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2位。
沿黃九省區農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不同（圖4），說明農業在各省份經濟發展的作用呈現差異化，各省份在推動農業發展時要注重區域差異化。其中，甘肅雖然總量較低但占比最高，而河南則總量最高卻占比居中。2022年甘肅農業總產值占GDP比重為16.13%，在沿黃九省份居于第1位，但其農業產值總量卻居于第6位；2022年河南農業總產值占GDP比重為11.33%，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2位，但其農業產值總量居于第1位。
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狀
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已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指標構建與評價方面。例如，韓海燕等分析了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制造業發展及競爭力評價，劉建華等研究了黃河流域新質生產力水平的動態演進及障礙因子診斷，任保平等基于碳中和目標探索了黃河流域產業結構調整的制約因素及其路徑。在已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從“發展實力”和“發展效益”2個維度，分別刻畫和揭示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質”和“量”的現狀，并構建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狀評價指標體系（表1）。
沿黃九省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綜合得分呈現層次化（圖5），說明各省份在新興產業發展上不平衡，區域差距明顯。山東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綜合得分從2012年的35.37躍升至2022年的86.50，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一層次；河南、四川和陜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得分雖偶有波動，但整體呈現出穩定增長態勢，在沿黃九省區居于第二層次；寧夏、山西、甘肅、內蒙古和青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綜合得分變化趨勢較為穩定，但增長速度緩慢。由此表明，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除四川和陜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處于較低層次，且增長緩慢，亟須加快培育。
沿黃九省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排名變化相差懸殊（圖6），說明各省份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速度和水平存在明顯的不同步與不均衡。2012—2022年，山東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排名始終保持第1位；河南和甘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排名分別由2012年的第6位和第4位，變化為2022年的第2位和第7位，其排名變化幅度較大；陜西、四川、寧夏、山西、內蒙古和青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排名變化幅度保持在3個位次以內，其排名變化幅度較為平穩。綜上，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各省份排名反映出各省份的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這可能需要加強頭部省份帶動其他省份協同發展，形成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下游之間的產業鏈條。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領軍企業較少且集中于濟南、鄭州、青島等中下游城市，其產業培育水平差、集聚不合理，呈現出“小散弱”格局（表2）。據2021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企業100強名單”，沿黃九省區僅有17家企業入圍，且多數位于中下游地區。由此表明，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呈現出“小散弱”的培育水平差、集聚不合理等格局，亟須結合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布局，以實現上中下游的協同發展與融合共生，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領軍企業。
黃河流域未來產業發展現狀
黃河流域未來產業發展尚處于戰略性布局與選擇階段。各省份正在結合自身科技創新資源稟賦、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全面推進未來產業的戰略性布局。本文以城市群為對象，據黃河流域各省份未來產業的相關政府文件，梳理出黃河流域未來產業發展布局現狀。
黃河流域未來產業存在重復性布局（表3），與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十四五”規劃重點產業間匹配存在差異，亟須統籌規劃未來產業發展。一方面，針對未來產業中的氫能與儲能布局，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黃河“幾”字彎都市圈、蘭州—西寧城市群等所在的政府部門高度重視并出臺文件予以支持；針對未來產業中的量子科技領域，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黃河“幾”字彎都市圈等也均存在重復性布局。另一方面，黃河流域的未來產業布局主要基于各省份或城市群的自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條件，與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十四五”規劃重點產業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例如，農產品主產區的山東半島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布局了較多的先進制造業，卻缺乏對現代農業的發展布局。
黃河流域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產業結構不合理
黃河流域產業分布與主體功能區布局不契合。黃河流域上游重點生態功能區與有色金屬、氯堿化工等產業分布不契合。黃河流域上游生態環境脆弱，為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之一，但卻依托煤炭、天然氣重點發展有色金屬、氯堿化工等產業，以蘭州、白銀等為代表的老工業城市污染較嚴重。黃河流域中游農產品主產區與煤炭油氣開采等產業分布不契合。黃河流域中游布局小麥主產區的河套灌區、小麥和玉米主產區的汾渭平原，為國家農產品主產區之一，但陜西、內蒙古、山西的資源型城市以煤炭油氣開采等重化工為主，造成水土流失較嚴重。黃河流域下游農產品主產區和城市化地區與舊動能產業分布不契合。黃河流域下游是農產品主產區和城市化地區之一，但產業以原材私密空間料、高耗能的鋼鐵、化工等為主，新舊動能轉換有待優化提升。
以傳統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同質化較為嚴重。 黃河流域產業結構以傳統產業為主。黃河流域的能源、化工、鋼鐵等傳統產業在產業結構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其中煤化工企業占全國80%以上，且升級緩慢。黃河流域產業同質化較為嚴重。在黃河流域，由于資源稟賦相近、資源結構類似，各地都將能源化工作為轉型發展重點方向，存在產業相似性甚至同質化競爭現象。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提出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測算，山西、內蒙古、河南與山東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均超過0.98。
黃河流域城市群產業分工與協同集聚不合理。黃河流域產業分工未形成合力。黃河流域橫跨9個省份，分布著五大城市群，不同省份或城市群之間存在行政壁壘，導致產業規劃和資源配置難以形成合力。各省份或城市群基于地方利益考量，難以根據專業化分工理論制定產業政策，缺乏全局觀念和區域協同意識。黃河流域產業協同集聚不合理。黃河流域產業集群圍繞五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布局，但未發揮出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仍以省會城市產業集聚為主。
傳統產業鏈條短、能耗大
傳統產業“倚重倚能”產業鏈升級緩慢。黃河流域傳統產業“倚重倚能”。沿黃九省區產業“倚能倚重”、低質低效問題突出，以能源化工、原材料、農牧業等傳統產業為主導，缺乏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產業結構整體偏重，特別是以寧東、鄂爾多斯、榆林組成的能源“金三角”地區資源量約占全國的1/4。黃河流域創新能力較弱，驅動產業鏈升級緩慢。據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2018》顯示，黃河流域綜合科技創新水平指數的均值為52.83%，比長江經濟帶低9.82個百分點，且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處于黃河流域的僅有山東和陜西，這表明黃河流域創新鏈支撐產業鏈升級的能力較弱。
傳統產業鏈條短產品附加值低。黃河流域傳統產業鏈條短。黃河流域產業鏈處于低端，缺少產業鏈龍頭企業，產業鏈關鍵環節控制能力較弱，總體處于全球價值中低端水平。黃河流域呈現出低端產業多高端產業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多科技密集型產業少的狀況。黃河流域產品附加值低。黃河上、中游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生態化發展不足，農牧產品以粗加工為主，導致產品附加值轉化水平低。
傳統產業資源能源消耗大且轉型程度低。黃河流域傳統產業資源能源消耗大。黃河流域傳統產業以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的煤炭、冶金、電力等產業為主，采用較為落后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導致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消耗量大；黃河流域現代煤化產業碳排放量占全國同行業70%以上。黃河流域生態化轉型程度低。黃河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80%，遠超40%的生態警戒線；水會議室出租資源短缺且產業生態環境脆弱，加之政策支持不足，共同導致黃河流域產業生態化轉型受阻。
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水平差、匹配度低
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水平差。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遲滯。黃河流域的產業發展長期以能源、重工業等傳統產業為主導，不平衡、不充分的產業發展結構導致黃河流域新興產業技術創新發展能力較弱，新舊動能轉換緩慢，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遲滯。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作用不明顯。黃河流域雖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有一定的布局，但整體來看規模相對較小，尚未形成足夠的規模效應和影響力，五大城市群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對黃河流域整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引領帶動作用不明顯。
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企業實力弱。黃河流域大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鏈龍頭企業規模較小，缺乏領軍企業。2021年，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企業100強名單中黃河流域僅有17家企業入圍，業務總收入占全國100強戰略性新興產業業務總收入的11.9%。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企業產業鏈資源整合能力較差。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領軍企業的科技創新資源整合效率低，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效果不佳，領軍企業在城市群之間未形成完整的新興產業鏈條。
戰略性新興優勢產業與“十四五”規劃重點產業匹配度低。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產業部署滯后于“十四五”重點產業規劃。黃河流域戰略性新興優勢產業多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滯后于“十四五”規劃強調的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重點產業。黃河流域的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尚未形成深度融合，難以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要求。黃河流域內大多數省份屬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產業層次比較低；尤其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較弱，難以迅速適應新一代信息技術變革下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快速轉型，難以發揮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撐作用。
未來產業整體規劃較缺乏
未來產業重復布局爭搶資源。黃河流域未來產業重復布局。例如，黃河流域的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和蘭州—西寧城市群均將氫能作為搶抓未來產業先機的重要著力點。黃河流域各省份間爭搶資源。由于未來產業具有戰略性和引領性，需在資源要素有限的條件下對發展方向選擇，人才成為培育發展未來產業的基礎。沿黃九省區的頂尖人才、領軍人才、高校等資源均較為短缺，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河南6個省份各僅有1所“雙一流”高校，人才資源爭搶時有發生。
未來產業互補能力弱合作效果較差。黃河流域未來產業互補能力薄弱。黃河流域未來產業已基本形成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產業雛形，但由于其資源稟賦相近，其未來產會議室出租業尚沒有形成協同互補的發展態勢。 黃河流域省份間科技合作效果較差。據知網檢索數據顯示，2009—2020年，山東與四川、河南、陜西分別聯合申請了858項、617項、613項發明專利。相比之下，山東、四川、河南和陜西與北京的各機構間聯合申請發明專利數則分別為27216項、12453項、15702項、7867項。由此可見，沿黃省份域外科技合作動力遠高于域內合作動力。
未來產業缺乏整體統籌協調水平低。黃河流域未來產業缺乏整體統籌。目前對于未來產業的統籌僅僅停留在協議層面，行之有效的政策不多，黃河流域內尚未構建有效的跨區域、跨部門、多層次的未來產業整體統籌協商機制。黃河流域未來產業協調水平不高。黃河流域未來產業的協調推進涉及多個系統、多重目標、多方利益、多元主體、多個階段，黃河流域沒有形成針對未來產業的多維協調推進機制，其協調水平不高。
推動黃河流域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系統布局優化產業結構
明確主體功能區定位，加強流域各省份產業合作。黃河流域作為我國主體功能區戰略落實的重要載體之一，亟待立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戰略區位等綜合比較優勢，明確各區域主體功能區定位，因地施策促進特色產業發展。在此基礎上，黃河流域可以推廣“共建園區”和“飛地經濟”模式，鼓勵不同省份跨區域合作，形成優勢互補、高效協同的產業布局。例如，沿黃上游省份擁有水電、風電和光電等能源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可以承接東部地區能源化工、資源精深加工、輕工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推進“隴電入魯”“東數西算”“西電東用”等。
因地制宜明確產業分工，優化產業一體化布局。黃河流域各省份應充分考慮資源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潛力，明確其產業定位，搭建產業轉移和產業轉型平臺，建立產業分工協調機制，推動形成產業一體化布局。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肅可重點發展綠色能源等未來能源產業，吸引新能源上下游企業入駐，打造清潔能源走廊。中游的陜西、山西依托歷史文化資源，推動文旅深度融合。下游的河南、山東可發展現代農業、高端裝備制造、工業機器人等，推動傳統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以城市群打造產業協同集聚，形成產業增長極。推動黃河流域城市群通過建立常態化的溝通協調機制，共同制定產業發展指導目錄，明確各城市群產業定位，引導產業鏈上下游空間合理分布，形成產業增長極。比如，山東半島城市群依托海洋資源和制造業基礎，發展海洋工程裝備、水產品深加工、先進制造業集群；同時，與上游省份合作，構建清潔能源裝備供應鏈，實現上、下游產業無縫對接。中原城市群可利用其農業優勢，聯合上、下游省份打造從種子研發、種植養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鏈條現代農業產業集群，提升農產品附加值。
堅持生態優先，以數智化、綠色化轉型賦能黃河流域“十四五”規劃重點產業發展。堅持生態優先，增強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綠色技術等對傳統產業滲透，積極探索數智化和共享空間綠色化賦能下的創新驅動新舊動能轉換模式。引進先進和生態友好型農業技術，利用綠色生產技術推進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現代農業產業發展。引導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低水平項目的盲目發展，推動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通過優化現代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和服務模式，推動服務業與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發揮數據要素價值，促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黃河流域要加快推動5G通信、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制造業、服務業深度融合，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實現農業、能源、制造業、文化等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肅等應利用大數據、物聯網技術，建立智慧農業監測系統，精準管理農田灌溉、土壤養分、病蟲害防治等大力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上游地區水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資源豐富，應加快構建智慧能源管理體系，利用大數據分析優化能源分配與調度，探索“能源+互聯網”模式，建立清潔能源交易數據平臺。下游省份，如山東、河南等均具有國家級數據超算中心，應加快5G通信網絡、大數據中心、云計算平臺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實基礎。此外，中上游省份如寧夏、甘肅等，應成立大中型數據中心以更好地服務國家“東數西算”工程。
完善傳統產業鏈條，提高傳統產業產品附加值。建議黃河流域推動上下游產業鏈整合，形成良好的產業生態系統，推動黃河流域傳統產業延鏈和補鏈。例如，青海和甘肅依托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生態環境，應著重發展綠色有機農業、高原特色生物資源開發（如中藥材種植加工）、清潔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等產業。山東和河南應加快實施智能制造行動計劃，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由低端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升級。在食品加工、紡織服裝、機械設備等傳統優勢產業中，推廣智能生產線、數字化車間建設，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精度，開發高附加值的定制化、智能化產品。此外，山西的煤炭產業可向精細化工、新材料方向轉型，陜西的果業可在保鮮技術、深加工產品（如果干、果汁）上“做文章”，從原材料低端產業轉向現代農業體系，提升產品附加值。
加強資源循環利用，促進傳統產業綠色化轉型。建議黃河流域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設新型能源和循環經濟產業鏈。下游地區應充分利用其在化工、紡織、造紙等傳統產業的集聚優勢，持續打造循環經濟產業園區，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模式。黃河流域下游豐富的農業資源，推動種養結合、農林復合、秸稈綜合利用等模式，實現農業廢棄物資源化。為避免對水土資源造成較大壓力，黃河流域需要發展現代高效農業，通過有機農業、精準農業技術、節水灌溉、農田生態恢復探索農業發展新模式，推動農業發展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黃河上游擁有豐富的風能和太陽能，應加快構建適應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新型電力系統，穩步推進水電、風電、光伏產業的發展，實現能源體系清潔化低碳化，以推動黃河流域產業綠色低碳轉型。
以科技創新驅動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創新驅動催生新產業。科技創新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起到基礎性作用，黃河流域各省份應加強基礎研究，引導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鍛造長板，提升產業鏈韌性；釋放戰略性新興產業對流域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黃河流域應利用科研教育資源，建立區域創新體系，鼓勵產學研用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在蘭州、西安、鄭州等地設立創新中心，推動蘭州新區、西咸新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試驗區培育和發展有競爭力的主導產業，推進魯豫科創中心及黃河流域科創大走廊建設。青海和四川等應建立特色鮮明的科技創新平臺和孵化器，如鹽湖資源高效利用研究中心、高原生態農業技術創新中心等,發揮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山東和河南可充分利用國家級數據超算中心的優勢，著力發展大數據產業，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促進數據“高價值”轉化，深化大數據在工業領域應用，推動大數據與各行業深度融合，打造繁榮有序的大數據產業生態。
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黃河流域應圍繞區域特色優勢產業，共建多層次、寬領域的科技創新平臺，加速優質科技成果的發現、篩選和轉化，為舞蹈教室戰略性新興產業注入科技動力。支持沿黃流域各省份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引導集群內企業向產業鏈高端邁進。上游省份，如青海、甘肅等應建立特色鮮明的清潔能源研究中心、高原生態農業實驗室等。依托國家鹽堿地綜合利用技術創新中心（東營）、國家燃料電池技術創新中心（濟南）、國家智能鑄造產業創新中心（銀川）、國家生物育種產業創新中心（鄭州）和國家農機裝備制造業創新中心（洛陽）等，構建黃河流域科技創新共同體，發揮黃河流域國家級創新平臺對重點產業領域技術創新的戰略引領作用。
創建一流領軍企業，引領帶動產業集群壯大培育。黃河流域各省份應選定具有發展潛力的清潔能源、現代農業、高端裝備制造、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重點領域，集中力量引進和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領軍企業。通過政策扶持、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平臺搭建等措施，加大“瞪羚”“獨角獸”等高成長企業培育力度，使其成為引領產業發展的標桿，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集聚與升級。例如，在山東半島城市群培育海洋工程裝備、高端化工產業集群，河南鄭州打造智能終端制造基地和現代農業基地。青海、甘肅等上游省份吸引大型水電、光伏企業投資，帶動新能源產業集群發展。鼓勵領軍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建立緊密合作關系，共同攻克黃河流域產業發展關鍵技術難題，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增強產業集群的全球競爭力。
以全局視野統籌規劃未來產業發展領域
加強統籌整體規劃，因地制宜差異化布局。前瞻部署、梯次培育未來制造、未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和未來健康等產業，構建分區域、分梯次和差異化發展的產業生態體系布局圖譜。上游省份聚焦未來能源、生態旅游及高原特色農業；中游省份發展文化創意、未來健康等服務產業；下游省份重點布局未來信息、未來制造和未來空間等高科技領域，構建上中下游聯動、區域互補的未來產業格局，形成未來產業發展的多極支撐。同時，精準培育、錯位發展、因地制宜布局建設一批具有區域特色的未來產業孵化器和先導區，依托龍頭企業培育未來產業鏈，促進產業發展“新質”動能。例如，山東、河南發展未來制造，陜西和山西推進未來信息與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內蒙古和寧夏發展未來能源與未來材料。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未來產業開放合作。在涉及未來產業的關鍵領域，如未來信息、未來能源、未來健康、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亟須加強黃河流域各省份間全區域合作機制。黃河流域各省份可共同搭建未來產業合作交流平臺，構建開放創新生態，鼓勵其主動參與全球未來產業分工和合作，融入全球領先創新合作網絡，并通過引入外部優質資源，加速未來產業項目的孵化和落地，加快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小巨人”企業。支持跨省份產業園區建設，通過集聚政策、資金、人才等各類資源，推動形成產業集群化和上下游聯動發展格局及開放合作長效機制，推動流域產業特色化集聚發展，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的未來產業先導區，打造未來產業創新聯合體。
前瞻部署塑造優勢，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黃河流域各省份前瞻部署、精準識別并投資于高潛能未來產業關鍵領域。比如，山東應把握海洋經濟與現代農業的雙重機遇，打造藍色經濟帶，發展海洋生物醫藥、深海資源開發、海工裝備制造等未來產業，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推動智慧農業、精準農業發展，提升農產品品牌影響力和國際市場競爭力。河南重點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機裝備，搶占農業科技高地，著力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上游地區應發揮其在清潔能源、生態農業及礦產資源上的優勢，前瞻布局未來能源產業，有序推進氫能產業化應用示范項目落地，推動綠色氫能、儲能技術等未來能源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發展有機農業、生態旅游和特色生物醫藥產業，探索“互聯網+高原特色農業”現代農業模式。黃河流域文化資源大省，如陜西、山西、河南可推動文化產業與數字技術結合，發展數字創意、在線教育、虛擬現實旅游等新興業態，復興古絲綢之路文化，提升文化產業的國際化水平。
（作者：薛超凱、渠效輝，山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陳凱華、張宇杰，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王全景、張夢菲，鄭州大學商學院；馬海濤，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